一群狗登西，跟特么银行一样，有钱的时候拼命借钱给你，没钱的时候一个个装死。

其实他心里也清楚，他心里清楚，公司现在这个屌样。

不是销售不努力，而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。

他的公司叫“泽元生物”，做的是靶向小分子抗癌药物研发。

四年前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这个赛道还算不上太拥挤。

国内做这个方向的生物医药公司虽然不少，但大多数还在临床前阶段，真正能走到临床二期、三期的不多。

泽元生物当时选的方向是“新一代KRAS G12C抑制剂”。

KRAS是癌症里最常见的突变基因之一，G12C是其中一种突变类型，在非小细胞肺癌、结直肠癌等癌种中占比不低。

第一款针对这个靶点的药物已经上市了几年，但效果和耐药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

徐赵杰和张梓轩当时看中的就是这个“改进空间”。

他们做了大量的文献调研，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分子结构，在动物实验上也得到了不错的数据。

那段时间是公司最顺的时候，虽然人少，但每个人都干得很起劲。

他们拿到了第一轮天使投资，投资方是一个做医疗器械起家的本地基金，投了八百万，占股百分之二十。

这笔钱够他们支撑两年。

然后，问题开始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。

首先是研发周期比预想的要长。

原计划十八个月完成的临床前研究，实际上拖了将近三十个月。

中间有好几次关键实验的数据不理想，不得不推倒重来。

张梓轩那段时间几乎住在了实验室，有一次因为连续熬夜，低血糖晕倒在走廊里，被同事送去了医院。

徐赵杰去接他的时候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蜡黄，还在跟护士争辩说自己不用住院。

其次是资金消耗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。

八百万的天使轮融资，加上徐赵杰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五百万，总共一千三百万的本金，到第三年年底就烧掉了将近七成。

公司从最初的两个人扩张到了五十多人，房租、设备、耗材、人工，每个月固定支出六十多万，像一条不断在流水的管子，怎么也堵不住。

但真正让徐赵杰感到绝望的，不是烧钱的速度，而是赛道的拥堵。

他关注这个方向的时候，国内真正在做新一代KRAS G12C抑制剂的公司只有三四家。

到了第三年，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十七家。

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上市公司背景，或者背后站着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。

他们有更快的实验进度、更成熟的团队、更强的政府关系，以及更充足的现金流。

泽元生物开始慢慢掉队了。

徐赵杰不是没有想过转型。

他去年尝试过一个新方向，想把公司的技术平台往“蛋白降解”的方向延伸，做一个差异化的布局。

张梓轩当时也支持这个想法，两个人花了大半年时间做技术验证和前期研究，数据出来之后，两个人对着报告沉默了整整一个下午。